“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
徐慧君 （武汉江汉大学教授）
一、巴列维标本
1979年1月16日，统治伊朗达37年之久的巴列维国王在梅赫拉巴德机场激动地向人民告别之后起程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国王临行前说：”我希望政府痛改前非，并成功地为将来奠定基础。”当两名国王的士兵跪下吻他的鞋时，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国王称这次离国是出国度假，然而民众怀疑国王返国的可能性。果不其然，电台广播这条消息后不久，德黑兰万人空巷，人们载歌载舞，尽情狂欢，这个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君主制国家倾倒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保守、封闭的霍梅尼的神权国家。
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件的统治者。在国王手中，有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黨–御用的“伊朗复兴黨”。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国王仍然得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
伊斯兰革命是在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巴列维在短短的十几年里，陡使伊朗的人均收入由不足200美元猛升到2000多美元，摩天大楼、高级轿车、高速公路、超级市场、储运码头、电气化铁路像海市蜃楼般地出现，到1977年伊朗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巴列维王朝在情况似乎不错时突然覆灭一时成为难解之谜，各种解释随之蜂起。现在广为学者接受的解释是亨廷顿所说的“根本性的困境”。
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指出，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專制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2] 。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
1950年代末期，伊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和政治动乱频仍。在这种形势下，巴列维发动了伊朗历史上著名的“白色革命”。所谓“白色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无益的革命”［3］。
1963-1979年期间，正当白色革命轰轰烈烈之际，伊朗的石油收入急剧增长。白色革命和巨额石油收入为伊朗的迅速工业化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几乎与白色革命同步，国王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计划。
巴列维笃信他的“白色革命”能使伊朗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从而使他的统治坚如磐石。他曾一度想把伊朗建成“世界第五强国”，1977年，他还写了一本书，响亮的书名叫《走向伟大的文明》。
尽管伊朗经济快速发展，但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4]，一小撮人发了大财，拥有豪华的西式别墅，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居民，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赤贫如洗，百病成灾 [5]。
伊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激起了嫉妒和不满，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开始反对国王的政权，学生们尤其憎恶国王对自由的压制。1963年，伊朗95%的人投票赞成现代化，然而在现代化计划推行15年后，同样有95% 的人却投票反对现代化[6] 。
二、相对剥夺感
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在其1952年发表的经典论文《革命的解析》中，通过考察历史上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四次大革命，总结出一种模式，即每次大革命都发生在一个革命者不满所汇集的上升的、繁荣和改善时期[7].
事实上，早在150年前，法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仔细阅读、研究了大量档案材料和历史资料后，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令人迷惑的现象，即“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这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8]”
托克维尔写到：“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9] ”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10]”
为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状况改善了，他们反而会无法忍受呢？这是因为人们的快乐或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它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有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 个人幸福= 当财富与欲望一起增加时，如果财富的增加速度超过了欲望的增加速度，幸福感会增加，如果财富的增加速度低于欲望的增加速度，幸福感就会减少。详见图1[11]
当然，人的欲望不断上升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恰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欲望是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社会心理学家用期望曲线（图2）来解释经济增长对一个社会的实际影响。
图中蓝色的实线表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实际的经济变化–通常是向上发展的。红色的虚线表示人们的期望。在一个仍处于传统状态的社会中–实际的情况和人们的期望都很低。但随着增长的开始，期望值开始上升，并且快于实际经济发展速度。然后，可能会出现某种情况导致经济衰退–歉收、主要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或过多的外债–同时，期望受挫。在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和实际能得到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大缺口突然张开了[12]。“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从而产生一种由“不断增强的受挫感”（即“相对剥夺感”）所引发的革命。
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民众将自己与周围其他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后，感到自己的应得利益受到”剥夺”而产生的一种不平衡的心理感受。
学者指出，“经济的变革是最令人不安的。有关经济变革的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是发展可能和贫穷一样危险。为什么会这样？有几个原因。当人们一直很贫穷并受到压制时，他们对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生活很悲惨，但很平静。当事物发展了，他们会开始想象一个更好的将来；他们的理想被唤醒了。不再满足于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想迅速地改变现状，甚至超过了正在增长的经济所能提供的速度。但糟糕的是，在经济繁荣的时代，一些人致富的速度会超过另一些人，这会引起嫉妒。某些群体感觉被经济变革抛弃了，由此变得极度怨恨。[13]”
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非常穷的人很少造反，他们太忙于供养他们的家庭。一旦人们填饱了肚子，他们就会开始四处张望，并注意到一些人正过着比他好得多的生活。这种相对剥夺感会引起他们的愤怒、暴力，以及偶然的革命的发生。[14]”
不断滋长的相对剥夺感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终将酝酿成社会骚乱或政治动荡。托克维尔写到：“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15]”
“况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16] ”
三、改革的悖论：变革引发危机
所谓“改革悖论”是指，传统的專制国家，由于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政府不得已用改革增加其合法性，改革给全社会带来生机，却因其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成为人们怨恨的对象。民众强烈要求实行宪政，扩大政治参与，公众参与的压力大增。政治参与的压力越大，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就越严重，而政府为了维持專制制度就越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与日俱增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就会导致危机与变革。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社会经济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有赖于社会动员，另一方面必然引发社会变迁[17]。人口爆炸、城市化、教育的普及使政治参与增加，结果是期望和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增加，政治参与的要求对政治系统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
政治系统出现危机或故障的根源是合法性的销蚀。简单地说，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合法性是国民对政权的一种感觉：它的统治是正确的，它应受到普遍的服从。合法性高的地方，政府只需要极少的警察；合法性低的地方，它们就需要很多[18]。
亨廷顿认为，“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19]”“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如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20]”
而且，经济的变革并不是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唯一的压力。基于世袭的职位而无大众参与机会的政治体系也会过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在提高。人们开始更加意识到“自由”“民主”这样一些抽象的观念。特别在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中，会滋生对專制主义的愤怒。农民憎恨这一体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经济上的压榨，知识分子憎恨它则是由于它压制了权利和自由。亨廷顿认为，正是这二者的结合–农民的“人数”和知识分子的“大脑”—造成了革命[21]。
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22]。对现存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几乎是那里都有不满，他们接受过高层次的教育，了解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理想主义者。这些因素使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一种詹姆斯.比林顿所称的“革命的信念”，即相信目前的体制能够被某种更好的东西所取代。平民、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很少对知识分子抽象的意识形态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正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为革命提供了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和一个领导阶层[23]。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催化剂。
革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通过取得国家权力，一个真正做事的政权能够改造社会，使它公平、公正和繁荣。这种感觉会在一个不公正的和苦难的社会中产生[24]。
四、庞大的弱势群体
1992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了，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包括政 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他们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弱势集团或弱势群 体包括农民、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他们的境况悲惨：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 苦；他们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其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 声音越来越弱，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逐步被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