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现象台前幕后中国维权最新模式
章海陵、张洁平、李永峰
中国出现的「胡佳现象」——越来越多民间志愿者不以意识形态为号召，而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针对弱势群体全力救援，善用互联网和手机，形成公民社会的力量。获欧洲议会颁发萨哈罗夫奖的维权人士胡佳，已系狱十一个月，他强调自己「不懂政治，只想要公正道义」。中国网民用调侃商业广告的方式，展示对胡佳的支持。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欧洲议会将年度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授予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以「表明对那些在中国为了自由而每天奋斗的人权捍卫者们的由衷感谢」。当议会主席汉斯-哥特•波特林宣布这一消息时，斯特拉斯堡议会大厅内掌声一片。
此时的胡佳，已经在北京市监狱度过第十一个月。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在参加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关于奥运会临近期间中国人权状况的网络听证会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住所被国保警察突然带走。随后，他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并最终于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获萨哈罗夫奖之前，胡佳是二零零八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选，也是二零零八年巴黎市荣誉市民。对于西方奖项频频垂青一个中国在押犯人，中国当局的回应措辞极其严厉：「对中国内政、司法独立和主权的粗暴干涉」、可能「严重损害」中欧关系、「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但胡佳的能量，在于他展示了中国近年涌现的「胡佳现象」，不以意识形态为号召，而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针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全力救援，并且充分发挥互联网与手机短信的威力，形成公民社会的力量。他就和当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一样，不去为理论争议，而是一步一脚印，行动优先，作出维权的实践。他对亚洲周刊说：「我不懂政治，我只想要公正道义。」
得奖消息公布的那一天，北京后海的酒吧里，一些沉默的朋友为他举杯庆祝；网络上，不少网民并不直接讨论胡佳，而只是转载境外媒体的新闻，在跟帖里，「支持中国的诺奖候选人」、「支持胡佳」这样简单的留言俯拾皆是。Adidas公司为与胡佳同名的奥运男子跳水冠军制作的广告图片被广泛应用：「与胡佳一起，二零零八」。网友们用一九八三年出生的跳水名将，暗指牢狱中那个一九七三年出生的年轻父亲。
民间自发的广泛而带有温情的关注，在九十年代以来的类似「良心犯」中十分少见。一位曾跟他有短暂交往的媒体从业者说，原因很简单，「他跟许多政治异见者不同，他毫无心机，全心奉献，是个真正的好人」。
但更重要的，胡佳不能算是政治异见者，因为他并没有挑战执政党的统治，也不会挑战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只是用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来维权，落实他自己所相信的正义、道德和良知。
自九十年代以来，胡佳关注与努力的领域从环保到艾滋病再到各领域维权，法律学者许志永曾说：「他是一个赤诚无私的志愿者，几乎是一个职业的志愿者，哪里最需要有人帮助，他就出现在哪里。」他在内蒙古恩格贝沙漠种过树，在可可西里为保护藏羚羊奔走，在湖北天鹅洲救助过受困的麋鹿，在河南艾滋病疫区，为那些绝望的病患奔走呼吁。
后来，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刘荻被捕，他去公安局认真地质问为什么？胡耀邦逝世十五周年，他去天安门广场献花；赵紫阳去世，他前往赵府吊唁；他积极营救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为律师高智晟、维权者郭飞雄奔走呼吁，照顾他们的家人；他看望六四伤残者，也参加保卫钓鱼岛的抗议……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事实上，对于这些领域，胡佳是没有选择的。他做的许多事情并不聪明，没有意识形态之争，没有政见之别，甚至谈不上一点点「权衡」、「博弈」。
许志永在胡佳被捕后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国家主席胡锦涛，他诚挚地说：「他（胡佳）的内心充满了阳光，从没有任何阴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当所有的人都沉默的时候只有他从不顾及自己的安危……他的声音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另一面，成千上万的土地被征用者、房屋被拆迁者、输血感染艾滋病者、司法冤狱受害者……当他们的吶喊无法在自己国家的局域网上出声的时候，他们找到了胡佳，一拨又一拨的上访者来到他的那个叫做自由城的家，胡佳帮助他们把声音传给文明的人类。」
他不吝于对任何人的帮助与同情，亦不拒绝任何一双伸向他求援的手，包括被迫害的维权律师、民间艾滋病自助团体、六四伤残者、受打压的不同政见者。这让他身陷越来越多的敏感议题——艾滋病、六四、维权、西藏、保钓以及奥运与人权……到最后，几乎「大满贯」。他患有严重的肝硬化，每天却异常勤奋地工作。尽管，他经常莫名其妙处于被非法拘留、软禁、监控的状态，他仍尽其所能地利用网络，向各方传递各种需要帮助的受难者信息……
改革开放三十年，神州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共执政当局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国际事务中也放弃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中国以「急行军」方式走上追求现代性的「不归路」，迅速扬弃陈旧理论和观念，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那就是，中产﹑小资﹑志愿者﹑维权者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团体的登场。
他们注重实践，要当「行动的巨人」，不做「语言的侏儒」。他们在理念上「没有主义」，不把任何意识形态定于一尊，颇有胡适「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的风范，但对普世价值却有一份执着的坚持。
注重实践、少谈主义
在这些阶层和群体的活跃人士中间，胡佳最具代表性。与魏京生﹑王丹等异见者最大﹑最根本的区分是，胡佳从不挑战中共执政当局作为「神主牌」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论述，他甚至认同「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口号。
留美学者林毓生探索「中国向何处去」时曾说过，中国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就是要用多元思想将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符号及行为模式进行改造或重组，令其变得有利于与外来文化融合，成为改革的资源」。
胡佳长期默默从事改变中国的「创造性转化」的艰苦工作，凭着内心自觉，无悔无怨，投入激情，用生命去实践，为自己的也是几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理想而奋斗。
广州学者艾晓明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能收到发自胡佳的许多邮件，里面是各个领域受打压、需要帮助的人的消息。艾晓明感慨这个「公民记者」是如此勤奋，她在公开信里写：「每天早上看到胡佳发出的文稿，我都要说，胡佳啊胡佳，你要承担多少苦难？你的心，要为多少人流血？以你之名，要发出多少呼号？你的挑战，能不能为自身安全留下余地？」她说：「这些消息，加上他直言不讳的评论意见，我相信是这些构成了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可是，如果容我说句实话，我愿意说，由于胡佳的存在，这个国家，恰恰就颠覆不了了﹗胡佳的努力，开启了公民新闻的积极实践，给世界一个希望的窗口：有胡佳存在，谁能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野心，只有爱心
在胡佳身边的众多朋友眼中，胡佳毫无政治野心，只是充满常人无法企及的爱心、对弱者与受难者满怀悲悯。
在胡佳自己的回忆中，一九九六年《人民日报》上关于一个日本老人在内蒙古植树造林的报道对他影响最大，这篇报道令他开始关心环保问题，并且走上了志愿者的道路。在做志愿者的途中，跟随良知发现，他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宽广，从野生动物保护到艾滋病患者，再到六四伤残人士……后来，对受迫害的维权人士的关注，令他成为某些官员的眼中钉，最终导致自己入狱。
胡佳生于北京，有大学学历，属于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员，但是在精神上，却比更多的中产阶级早行一步。二零零六年，北京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宠物，反对警察「打狗」，举行示威抗议；在此前近十年，胡佳对于动植物的保护已经贡献良多。二零零七年，厦门中产阶级为保护生存的环境、反对建设PX工程，举行示威游行；一九九六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胡佳对于环境保护已经大声疾呼、并且身体力行。二零零八年，在四川地震之后，数百万出于关心地震受难者的志愿者奔赴灾区；而胡佳早在九十年代末期，即以志愿者身份到河南的艾滋病重灾区帮助患者……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诸如胡佳这类充满爱心、悲悯的例子本应很多，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自共产党四九年建政以来，党主导了一切，每个人从生老到病死，都是要受到诸如「单位」、「派出所」之类机构的管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这导致中国缺失活跃的民间社会，诸多创伤无法依靠民间自己医治，以至于创伤越积越深。这种现象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产阶级的广泛出现，他们在物质获得满足之余，开始追求内心的力量，开始感知爱、正义，开始去奉献、关怀那些需要他们的人。
胡佳，以及胡佳背后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更有尊严、爱心、自由、回归正常社会的最重要力量。北京反对打狗、厦门反对PX、四川参与救灾的公民，也许会与胡佳一样，在未来，跟随良知发现，关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广。
在二零零七年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胡佳非常清楚地表示，知道自己是黑名单上第一第二的人，但并不打算为此放弃「该做的事」，他说：「软禁一定还会发生，下次你可能听到胡佳已经被判刑了。」半年后，不幸的消息果然传来。他被突然逮捕时，他和妻子曾金燕的孩子出生才一个多月。
如当局所望，这个固执而难缠的维权者终于在奥运年闭嘴，因他而集中、传播至境外的中国维权运动信息，也似乎少了许多。但当局也许没料到的是，无论中国或者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正在知道胡佳，并以各种方式延续他的影响。
从胡佳被捕开始，反对逮捕胡佳的抗议声就从全球各地传来。台湾、香港、欧洲、美国等地民间和政府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反对。欧洲议会二零零八年一月通过了要求释放胡佳的决议。欧美国家领导人与中国会晤时，亦多次向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及释放胡佳的诉求。
三十五岁的胡佳，他二十五岁的妻子，以及父亲被捕时才一个多月的宝宝，体弱多病却异常坚定的一家三口，就在国外的普遍赞誉、国内广大网民以种种方式的支持与当局的强硬姿态之间，被塑造为中国民间的「良心英雄」。
二零零七年四月，胡佳结束长达两百多天的被软禁生涯，夫妇二人在香港与亚洲周刊记者张洁平畅谈肺腑，回北京后，却又遭软禁直到被捕。在此刊录他口述的心路历程，还原他的真貌。
你遭遇了很多次软禁，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第一次被软禁是二零零二年的平安夜，那时候我们带了很多冬季的衣服去河南上蔡看望艾滋病人。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最早的一批外人进入当地。那里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从小孩儿，到老人、中年人、各种各样的感染者。那些得艾滋病的小孩儿真是可怜，我们进去，他们就头歪着，这样看着我们，他们连把头正过来的力气都没有。
救助艾滋病人遭软禁
我们带的衣服都是北京市民捐赠的，还有毛绒玩具，那一年北京连续八天大雪。我是坐火车下去，一到河南村里，马不停蹄就带着四个环保志愿者进村了，衣服还在路上。第二天，我们就被扣留了。是河南省公安厅的国保总队，还有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办公室的人，算是软禁的形式，全身搜查，胶卷全部曝光。扣留在上蔡县宾馆，门口全是警察，不让你出去。
然后呢，中国的警察你知道，善于营造一种恐怖的气氛。他们说，问题很严重，还说该拘留的会拘留。他们最重要的扣留理由是，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
开始遭遇这些，会恐惧么？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第一次我的朋友突然失踪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被国家安全部门拘捕了，我立刻跟《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联系。二十八天里我每天出去前都洗澡，换干净衣服，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出门被抓起来。这是平生中第一次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要被抓，投进监狱，可能还会被警方殴打、刑讯什么的。我确实恐惧。
恐惧我倒不怕。我小时候跟人打架多了。中学时候，老有不三不四的人到学校来劫女生，我就跟他们打架，尽管大部分女生我都不认识。可只要你上去，哪怕被打一顿，你也把他们的事给搅了，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心里也很痛快。如果某一件事情我没有去管，我会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后来你经常被软禁在家，那种状态是怎样的？
我在家里有手机、小灵通和固定电话，手机和小灵通受到干扰，但没有切断。很多朋友说我的小灵通总是占线，但我实际上根本没打。手机成空号。换了号码他们很快知道，电话会被录音查社会关系。
我相信在我们国家，监控最严的，实时回馈的，我肯定是其中之一。我试过家里的网络整整三个月不能上网。这很可怕，我完全依赖于网络和外界沟通。那还正是营救高智晟律师的高峰时期。我让我妻子在网络切断十几天后买个GPRS无线上网，很慢，蜗牛速度，很艰难地用电子邮件和外界联系。
国保的工作就是守着你，二十四小时不让你出门，阻止外边人进入。但我仍然二百四十一天（胡佳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解除秘密拘禁后至二零零七年二月被软禁）都在忙，朋友让我休息，听听音乐调整身心，我没有一件做成，书一本没有读完过。每天围绕着高智晟、李喜阁、万延海等等在忙。一直在打电话，发短信、电子邮件。
当时金燕九月三十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去泰国和印度，北京的朋友劝我一道走，我在风口浪尖，情况很危急。但我不能走，因为高智晟律师的女儿格格、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偶尔有电话，为了这几个女子我也必须留下来。
袁伟静的压力很大，需要有人经常和她沟通。格格是十三岁的女孩子，只好和我联系，把她家里的情况告诉我，我再告诉外界好营救高律师。除非我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天到来，否则我会一直坚持下来。我在想，如果我是格格或者袁伟静的话，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多么希望外边有人在帮助我。就算这样一种很简单的角色，你也不能擅离职守。要有一条线保留住。这是她们生命里最黑暗的时候，你的电话给他们一线的光明，不让她们产生绝望。
你开始是志愿者，为什么后来牵扯了很多事情？
陈光诚的事情是从零六年六月十一日他被刑事拘留我才全盘介入的。眼前这些事我必须要管。说心里话，我根本不懂政治，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政治化东西是政府的事。艾滋病也政治化了，环境问题政治化了，老百姓基本权益问题也政治化了。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包括加入什么政党，考虑什么政纲。我想要的只是一点点公正、自由。
六四以后我信佛教。佛教五戒：杀生，淫亵，妄语，偷盗，饮酒。我对这点特别喜欢，六四之后我就不吃肉了。我看到校门口女孩子被欺负我必须管，看到六四的学生被警察欺压，看到艾滋病人缺医少药，是一样的。我性格特别懦弱、敏感，所以当别人痛苦时候，我会明白他的感觉。佛教核心是慈悲，我一辈子都在做这样两个字，自助助人。
你对待软禁的态度怎样？
我遇到过三种性质的软禁，一种是一出去有八个人跟着，走到哪都有，我也会跟他们发生冲突。二零零五年，有一天晚上我开车，他们一直在后面跟着，我突然掉头，倒车，然后在马路中间停车了。我直接拉开他们的车门，从里边把他们揪出来，挺暴力的。我是佛教徒，按说不应该这样，但这给他们很大精神压力。有时候警察笑着跟你说话，但是你看到他们手抖得很厉害。
我的脾气很暴，所以我会得肝硬化。我从来不低头，不管你是一个人、五个人、十五个人甚至三十个人。零六年七月十号，我跟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她一直被软禁在山东的家里）在集市上暂时逃脱警察的监视，去找陈光诚，有十一个月的时间没人见到他了。
在山东被三十人围攻
但很快我们就又被包围了，村口一大堆人恭候着你，我和袁伟静手拉手，他们不让，开始拉拉拽拽，三十个人围攻我们。你要说三十个人彻底打我，我恐怕要被救护车拉回北京去了。但就是因为袁伟静在，她知道那些人谁是谁，哪个是计生部门的，哪个是乡镇干部、公安局的。她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拳头向我的身体挥下来的时候，她就用身体护住我。我从来都是保护女性的，但这一次被女性保护。袁伟静真的很勇敢，她不过就是三十岁的人，比我小。但我管她叫嫂子，原来也是一个爱吃爱玩的人，现在变成这么坚强的一个女性，值得我敬佩。
国保警察是一群怎样的人？
我开始时候恨透警察了。我觉得他们不是人，行尸走兽，没有人性，没有良知，鹰犬走狗畜牲，为五斗米折腰。尤其是二月十六日，我被绑架、非法拘禁了四十一天，我说我要回家，我担心曾金燕心脏病。他们不管。北京市国保总队的支队长来了，他们的领导，我就把花瓶拿起来砸在自己头上，我说，我的血要溅在你的身上。其实我当时想，我头破血流去医院，这样金燕就会知道。
国保也怕秋后算账
还是没有去医院。血凝固了，很疼，晚上睡不着。被我骂的国保局官员，他面无表情。做到这个级别的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很无奈，两头受气。他知道自己违法，担心秋后算帐，他们知道这个社会要向民主开放的方向发展。他们担心哪天胡佳当官了，后半辈子怎么办。特别好笑，他会担心我怎么报复他。这些人其实最可怜，昧着良心，又不得不这样做。
国保系统是国家权力部门，很多人既受过高等教育，又孔武有力。有一个叫王超，一米八的大个，开始对我很凶。我要回家，他们不让。我跟他们扛了两个小时，后来半个月我的胳膊都抬不过肩膀。他们对政治犯会留余地，怕政治犯身上有伤痕。他们十几分钟换一班人，后来他们的头说我们服了，你也别弄了。这种力量悬殊的较量，你不低头，他们就输了。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赢。
我二零零二年开始和他们直接较量，后来较量越来越多。有通州区国保、朝阳区国保，也有北京市国保，我觉得最凶悍的是北京市国保总队，所有人受过高等教育。抡圆了往你眼睛上打，打了六拳。当时明显感觉到看不清了，但我还在骂他。他们完全是流氓，打我那个也就是大学刚毕业一两年，恐怕是「零零七」电影看多了，觉得国家保卫部门很酷。他很享受打人的快乐，权力和身体力量的释放。
还有一次软禁时跟他们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在楼道里椅子乱飞。那是一个资助过艾滋孤儿的小学老师特地从浙江跑到北京来，约好了到我家来，却被警察拦在外边威胁驱赶。我最讨厌欺负女人的人，就和他们六个人在楼道里干起来。我把椅子举起来砸玻璃。最后，来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师，他指着我说，有这个邻居我们非常痛苦，如果你们把他抓起来就把他放到监狱里，天天守在这里干嘛。
那个老人害怕到爆发了，警察才有一些收敛。后来妥协的结果是他们用车把那个小学老师拉到宾馆，并且号称付了一半的房费。
越往后我和警察之间也越有「默契」，知道对方的底线。他知道我不会低头，我也知道和他们打架没有意义，他们人多，一定能从身体上控制你人身自由，尽管我真想找到他们好好干一仗。
你父母和妻子，也会因此承受很大压力？
我的父母知道我被软禁时候的危险。我刚被绑架的时候，他们天天晚上哭醒。他们所受的痛苦比我还大。但这次二百四十一天的软禁过程中，我妈妈反而从容了，比这更坏的她都经历过。我很欣喜我的父母和金燕一样都是慢慢调整好。
但他们对我并不支持。我爸爸说现在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干嘛要涉足政治，国家乱起来怎么办。（编按：胡佳的父亲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但我爸的信息管道也就是新闻联播、国内报纸。有时女性的胆量比男性大，我妈就是如此，她也恐惧，但事情到了她顶得住。我三舅在纽约开洗衣店，经常打电话把国外的情形告诉她，我妈的信息来源更多。她对我的事情表示理解，对道义上的事情很认同，但她不希望是自己的子孙这样。她说你别冲得太猛，被抓起来我们怎么办。我爸只能央求我少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多活几年」。
和金燕也是，零六年二月到三月，我们吵了无数的架，几乎要分手。也是这样，她说你不要去管六四的事情了，只把艾滋病NGO的事做好。她说你从事那些事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那么多障碍，很多做艾滋病工作的志愿者受到牵连。
忠孝、忠爱不能两全
我觉得，忠孝、忠爱不能两全。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因为说自己在做艾滋病的事情，就跟六四伤残者说我不管你们了，我也同样不能说因为六四的事跟艾滋病人分手，跟环保的人分手。高耀洁老师也说，别管那么多闲事，艾滋病的工作还很需要你，那么多人命关天的事，那么多人在等着你为他们呼吁，为他们求取药物，那些孩子需要你把他们的情况告诉外界，帮他们争取资助。
但是艾滋病、六四、维权……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同等重要的，不可偏废的，对我来说都是公正道义。你说让我权衡得失，我没有这根筋，我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我只能同时在做这些事情，只能忠于道义。国保说我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说你好像是从一个敏感的事情蹦到另一个敏感的事情，再蹦到更敏感的事情——从环保，到艾滋病，又弄到滚烫的达赖喇嘛、六四伤残者，然后又是高智晟、陈光诚了，我又成同案犯罪嫌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