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现在是认真解决问题的时间了
——赵紫阳录音回忆录选摘
图为五月十五日鲍彤在北京家中听赵紫阳的录音
（一）说我是黑手 邓小平镇压
—悲剧终发生 全世界震惊—
邓：快刀斩乱麻化解形势
学生抗议的初期，事件都是与悼念（前总书记）胡耀邦有关。耀邦在 1989年 4月 15日逝世。宣布广播后，部份大学生自发悼念，不久上街活动，参加者数目越来越多。悼念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要让他们复课；第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寻求不同意见。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参与打、砸、抢、烧、冲五种行为的人应依法惩处。
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纳我的建议。我之后听到李鹏向邓小平报告这三点，他也表示同意。那时政治局常委没有不同意见，至少没有公开提，只是李鹏 4月 19日突然打电话来说：「学生想冲入新华门了，为什么没有对应行动？」
我在 4月 19日见邓小平，讨论访问朝鲜的事，跟他谈到学生示威，我对他提出处理局势的意见。当时邓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后情况奇怪地转变。
在我离开北京后（ 4月 23日）的第二晚，李鹏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大力报告学生示威情况严重，他们没有理会学生示威已降温的事实，他们谴责少数学生的极端意见，特别是针对邓小平的话。他们将示威说成是反党和针对邓小平个人。
4．26社论跟人民意愿矛盾
4月 25日，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一直倾向强硬处理学生示威，因为他认为示威妨害稳定。听了他们报告后，邓小平立即同意将学生示威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提出尽快化解形势，要“快刀斩乱麻”。
邓小平的讨论原本是内部事务，李鹏却决定将他的讲话内容发放给各级党干部，并 4月 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又称 4. 26社论）引述他们的说法。 4.26社论令对立升级，学生上街人数大增，也令各个政府部门、组织和其它政党不满。
我4月30日从朝鲜回来后，从各方面搜集资料，评估形势后，我更强烈相信学生示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同情，4.26社论和中央委员会处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愿矛盾。我也觉得如果学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化解，透过对话和淡化矛盾化解，这可能会推动中国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邓小平本人，他拒绝放宽他的立场的话，我就无法改变强硬派的态度，他们不改变立场，政治局常委会就难执行淡化矛盾和开放对话的原则。
邓一锤定音派军队进京
我在 5月 4日对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团的讲话，表达了需要以冷静、合理、克制、有秩序、根据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去化解问题。不过李鹏集团的人主动尝试去阻止、拖延、甚至搞破坏， 5.4讲话提出对话和淡化矛盾的原则，无法落实。学生对跟政府对话不再抱任何幻想，发起大型游行和绝食。
在 5月 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一锤定音。他说：“形势发展证实 4.26社论的判断是正确的。学生游行无法消退是党内部的问题，那就是赵紫阳的 5.4讲话。现在要避免局势失控，已无路可退，决定就是军队开进北京戒严。”
那时我非常不开心，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拒绝成为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回家后我情绪激动，就叫鲍彤草拟辞职信，准备交给政治局常委会，听了杨尚昆劝喻后收回。
5月19日凌晨我去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李鹏反对，想阻止。我认为这么多学生绝食长达 7日，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领导人去探望，说不过去。我只是想劝学生停止绝食，对他们说他们仍年轻，要珍惜生命。不过学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后受到严厉批评，也开始发现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外。
我在院子乘凉听到密集枪声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发生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份人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那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倒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是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该很清楚了。
政治局 6月 19日至 21日召开扩大会议。李鹏的报告为会议定调，指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错误。他建议除去我的党总书记、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职务。他们要求我写自我批评书，我不肯，在会议最后要求发言，说出我准备好的辩护讲话。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宁愿下台，都不跟从他们的看法。
－ 国家软禁我是蔑视法律 －
在当局快要宣布结束对我的调查之际，他们立即订下六大规条限制我的行动自由，但当局在执行六大规条时，从没给我任何文件或口头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内疚，或者担心这些证据会被外国媒体取得，成为国际传媒焦点，再出口转内销。
他们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属执行规条，由于他们不能对我说，每当我问到他们时，他们总是编造借口应酬我，往往令我跟他们起冲突。最后，我发现这些规条，我不再怪他们，他们只是奉了上头命令行事。
我觉得他们应该早点对我说那些规条：什么是准的，什么是不准的，我自会明白。譬如，调查结束后，我曾要求到广东避寒，因为我气管有事，他们说港督彭定康正在扩大民主选举，广东形势复杂，我不方便去。
我认为这很荒谬，彭定康所搞的属外交事务，关广东什么事？他们坚持说，广东是去不得，广西、云南、贵州却可以去。我决定去广西，但只局限南宁市，抵达后我更发现我去那儿都遭到阻挠。
返回北京，我说我想去一个老党员常到的俱乐部打桌球，他们最初拒绝，但最终放行，去到时发现俱乐部空无一人，原来他们把俱乐部清了场，怕我碰见老朋友。
当局关注我外出的“影响”只是推搪的借口，目的要不让我再公开露面，让人民渐渐淡忘我，所谓“担心影响”只是担心我的影响力仍在，就算是我的名字也足以引发社会不安。
我曾去信江泽民要求解释六大规条，结果当然是没有回复。当局在处理我的问题都经常显得很紧张不安。当局说我可以在家中见客，条件是客人不能是记者和外国人，但实际上是从来都不准访客探我。
1995年秋天，陈云逝世，我想亲身去慰问他的遗属，却被禁止，说“不方便”，我以为陈云的家属拒绝，后来发现原来他们是愿意见我的。
当邓小平在 1997年逝世时，我身在杭州，听到消息我很悲伤，我致电当局要求即时返回北京出席悼念仪式，中委会的回应却是没有送别邓小平的仪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 5月，当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说我想上门探望，但保安局却说彭的家人未布置好灵堂，叫我在「顾全大局」情况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对此非常愤怒，为何不准我悼念老同志之死？他们有什么好怕呢？
1997年 9月 12日，我去信第 15大，要求重新评价六 四事件，指事件虽然过了多年，但人民是不会忘记，最好尽快重新评价。我没有公开这封信，但海外传媒却知道了。当局十分不满，指我不服从党纪，之后一名老同志逝世，他们干脆不准我出席丧礼作为惩罚。
我多番去信当局，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却杳无音讯，我决定去信常委会所有成员，提出软禁我是违法。当局后来解释，从来没有“软禁”我，又说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党大会的信外泄。
之后，江泽民访美前，中南海派来的医生忽然对我说，我整天留在家对身体无益，说要上报。为何连医生也关注我的自由？我想起了，江泽民考虑到访美时必被问到我的情况，故先造成我可以自由活动的事实，好让他有所交代。想到这点，我没有理会医生的提议，1997年的冬天我没有外出，整个冬天都留在北京。
拒当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1989年中共第 13届四中全会召开，免去我所有职务，决定对我进行调查，对我的处置是“史无前例”的，而党在未有调查结果前重罚我，也是对我的“特别待遇”。
四中全会决定成立特别调查小组，正式调查我。调查历时三年零四个月，调查组集中调查我是否直接或间接操控六四民运，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政策和立场，跟中共元老邓小平的对着干。
小组认定我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与“个人野心”，引用所谓证据加上个人臆测，断定我搞新权威主义。他们说，1988年起国内外已出现一场“倒邓拥赵”运动，又指我是令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的理想人选。
我对指控一一以口头和书面方式回复王任重（时任赵紫阳专案组组长）。我说，其实当时有关我地位不稳的谣言，比“倒邓”传闻更厉害，但我说六四事件发生前，邓小平多次表示支持我，即1989年初李鹏和姚依林（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都批评我经济搞不好，邓一样站在我的一边，反叫他们要支持我。
我向王任重解释，拒绝接受邓小平对学运的回应，是因为同邓在学运性质和镇压后果上有不同意见。我说：“我认为我要对历史负责。我拒绝当一个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外出打高球江泽民忧心
这段被调查时间，我的行动自由一直被剥夺，我指出软禁我是蔑视法律，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泽民（时任中共总书记）、李鹏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终止调查和软禁，恢复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们没有回应我。
1990年 10月亚运会举行前，我决定出去打高尔夫球，安全部门听到消息后，要求我的秘书阻止我出去，我说他们没有法律理由拒阻我出去。他们叫司机不要送我，我说那我就乘公车去吧。最后安全部门让我外出，却由公安车护送。
外国媒体知道了我打高尔夫的消息后大肆报道，江泽民和李鹏忧心忡忡，责怪安全部门批准我外出。之后，当局口头通知我，在调查期间我不准外出。政治局委员乔石后来对我说，要我顾全大局，说我的情况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损害稳定的事。
1990年 6月 21日，王任重把调查报告草稿交给我，列出 30项证明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事实与证据”。
－ 谣言中伤我以权谋私 －
改革不能避免物价
第13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内外备受好评，也令全国人民充满希望。 1987年的经济比往年为佳，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迹象显示会继续平稳发展。假如我们依照过去几年成功经验，继续有关措施和政策，1988年会持续改善。可惜事情并非这样。取而代之的是，好的变成坏的，到最后情况相当糟。
物价飙升是1988年的逼切问题，这是改革过程中不能避免的。1988年首季物价续升，特别是食品价格，原因是前几年农产品产量一般。我们的方法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按市场守则。谷物价格提升了，但肉类和蛋类没升，导致短缺。我们考虑几年内提升物价至正确水平，同时提高工资，但事后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双复位价格制度制造了许多磨擦和贪污的机会，但亦为经济带来活力。我们明白价格改革至关重要。但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必须循序渐进。 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讨论价格改革，立即有报章报道会有加价。我们忽略了储蓄的问题。这本是常识，但我们当时欠缺经验。民众开始恐慌，涌到银行提款和抢购货品，引致短缺，令经济情况看来似乎变坏。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问题是心理因素。另一问题是对价格改革的不当报道。后来，当存储价值保证措施推出后，存款就回升了，情况迅速稳定下来。这证明经济并没重大问题。
提五年整物价工资
挤提和抢购潮引致全国恐慌如浪潮涌至，各个主要城市都很紧张，党内外批评声音增加。这令我们高估了经济问题严重性，以为通胀率飙升。 1988年我们决定将重点从改革改为“调整及重组”，想稳定民众，但效果极之负面。李鹏和姚依林等人一直对改革有疑虑，“调整及重组”口号一出，他们立即收紧各方面的控制。几个月后，经济放缓，这一轮收缩终于持续两三年。到 1992年邓小平南下，批评“调整及重组”，经济立见起色，这亦证明之前经济情况并非真正严峻。这段时期有两个重要课题需重新考虑：一是在双重价格制度下，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事后回想，一切同时进行的基本方针都错了。二是在挤提和抢购潮后，高估了经济严峻情况。改变方向并不当，应是加深改革以稳定情况。问题是我们对价格改革的想法。我们试图强行突破，以为市场转型随后会完成。此外，价格改革的时机和公布都错了。设计、讨论和落实价格改革的整个过程间，有些传媒报道邓小平的说话，另一些报道我的评语。这令焦点放在这问题。报道都说改革容易的部份完了，现在要搞定价格，这些都令人民恐慌。终于令反对改革的人有机会造成持续几年的经济滑落。
经改恐国企亏损
我在 1988年 5月 1日提报告，提出应在五年内调整物价和工资水平。国务院草拟了详细计划，交回政治局审议。邓小平一直支持价格改革。他曾公开说需要突破，我们要克服困难，又说问题不是太急进，而是踌躇。我知道他担心国有企业亏损和希望减少国家津贴。当然，若我们指出一些政策太难实行，他不会勉强。所以 1988年试图进行价格改革，责任不在他，完全在我。到最后，我提出押后改革，这也得到邓的同意。
我们原本在 1988年计划了重大的改革和开放。 87年底提出了海南经济特区，拟出企业法；我提出让大型和中型国企采取自由管理，自负盈亏； 87年冬，也是沿海发展策略提出的时候，我提议将广东省作为改革政策试验场。
假如这一些都顺利展开，就会有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可惜，因为价格改革失误，整个改革都受挫。现在回想，我仍非常惋惜。
李鹏和姚依林利用“调整和重组”的机会，恢复老法子，把改革完全推翻，他们发出许多规例指令，收回下放的权力。权力集中在国务院几个人和中央委员会几个部门手上。结果经济迅速下滑。要不是有一些非国有的家庭生意和合资企业，全国经济可能会陷入极大困难。
走向“调整和重组”政策后，人们相信我在经济事务方面势力减弱，我提的政策都没获得采用。一些高级同志认为我不再是总理，应专心党务，国务院对我的工作处处阻挠。连香港报章也指我已无实权，不再负责经济事务；有谣言说我将丢掉总书记的职位。“调整和重组”也令人以为经济改革遇上严重问题。
一些高级同志要求政治局常委会──意思是说我──负起责任承认过错。这期间我从许多渠道听到有一群元老写信给邓小平，说我不够资格，应下台。这期间邓曾多次说“中央领导层架构不应改变”。
说我子女卖车赚钱
一些党元老与李鹏等合作，1989年春节前，李鹏和姚依林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带头批评我，又问了好多奇怪问题，想整我。
姚从来不说不含糊的话，这次他却很清楚直接，显得无畏。他和李鹏背后，一定有人支持。
还有谣言中伤我和家人。有人说我的子女以权谋私：卖彩电、汽车等赚钱。这些全是捏造的谎言。后来我下台，他们急急展开调查，但什么都查不到。
以前我鲜有这类谣言，为何在 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阴谋，要破坏我的改革派形象。
邓对我的态度变了
1987年前我任总理，主要负责经济，不多参与政治。我比较慎言，胡耀邦却不同，他在意识形态上较自由。党内保守派主要针对他。他们觉得我相对中立。
我当上代理总书记后，首先处理的是反自由化运动。他们列出名单，要批评这个那个。我不喜欢这种文革般的行为，加以阻止。结果六四事件后我为此被批评。
还有几个事件令左派特别不满我，包括令邓力群丢了中央委员工作；左派结论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调整和重组”提出后，他们认为我毁了经济政策和改革，于是散播不利我的谣言，展开“倒赵”运动。
六四前，邓一直支持我。但六四事件后情况改变了。因为我和邓对于如何处理学生示威的方法意见不一。邓对我的态度变了，反对我的元老终于得到邓的同意，他们一起决定要让我下台。
－ 邓小平要免去胡耀邦 －
他最后不信胡耀邦了
胡耀邦在 1987年 1月被迫辞职，其中一个说法是邓小平受党内元老压力，要弃胡保赵，但我不认为这是真正原因，当然不少人曾在邓小平面前历数胡耀邦的不是，但邓小平放弃胡耀邦，并非被人误导或受压而作出妥协，而是他对胡的态度逐渐改变，到最后不再信任他。
由1980至 86年，邓胡的分歧逐渐扩大，其中我特别要提反精神污染运动，我认为胡处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两人的冲突，邓支持这场运动，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减少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他曾说过“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并不恰当。
1984年 6月28日，邓单独向胡启立说，指耀邦未能坚守四个基本原则。 1985年7月，邓小平指出真正问题是自由化趋势不断滋长，我认为鉴于邓多次强调这问题，书记处有需要召开会议以作回应，我向耀邦提出建议，但他只说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
1986年9月，共产党12届六中全会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对此未有明确回应，但之后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说：“我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们不单现在要提，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要继续提。”
由于会议由耀邦主持，他模棱两可的立场令邓在最后关头介入，他明显是对胡耀邦不满。但其实在这事件前，邓已打定主意要除去耀邦，他已计划在第十三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重组领导层，平稳过渡。
胡见陆铿令邓小平愤怒
耀邦接受香港记者陆铿访问，也影响了邓胡二人的关系，邓认为耀邦在此事上非常不恰当，陆铿贬低了我们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他感到很愤怒。
耀邦在1987年请辞，但早在1986年夏天，邓已打定主意除去他。
1986年12月，多个城市爆发学生示威，在上海，有示威者更冲击政府大楼，邓小平对此大为震惊，他召集大家到他家开会，指学生示威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后果。其实邓是要将这责任推给耀邦。
1月4日，我收到通知到邓的家中开会，他向我们展示一封信，是耀邦的辞职信，信中他提及自己的警惕性不足，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未能确切执行四个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运动，令自由化泛滥。其后邓表示要以软方法处理耀邦的辞职，务求将影响减至最低。 1月 16日，我获委任为代总书记，但我表明我不适合担任此职，希望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反自由化老人劲头很大
当时也有舆论指我曾写信给邓小平中伤耀邦，有人甚至指促请邓小平除去他，这绝对不是事实， 1984年我曾写过一封信，提到如何改善中央领导层体制，完全与耀邦无关。
首先我要谈谈在耀邦 1987年辞职后发生的反自由化运动，我在 1987年的行动分为两阶段， 1至 4月，我要在全国推行反自由化运动；第二阶段是由 5月至十三大展开（10月），在这期间，我要重新强调改革，尝试避免左倾。
而在 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后，正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
而我如何顶得住这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很大，想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严肃处理，王震等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在这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少伤害人，保护一些人，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一开始，在制订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的人作出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它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
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在 1987年筹备十三大有两大重要事情，一个是草拟政治报告，另一个是填补领导层空缺，当我开始草拟政治报告。早在 5月 21日，我去信邓小平，提议在政治报告中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系统地涵盖理论、原则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作，此外还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报告很快获邓的批准，并说大纲很棒。
走国情社会主义救中国
这些年来，改革证明是正确和必须，也证明了推行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窒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这是左倾错误。我们只要采取适当政策和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才能救中国。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
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
这两种说法虽不能说没道理，但必然会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混乱。特别是这想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 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 一旦涉及外国 就怕丧权辱国 －
领导层经改立场南辕北辙
在（ 1978年） 11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层对改革存在两派观点：一派是以邓小平为首，主张加快对外开放，朝市场经济方向进发来扩充经济；另一派是以陈云为首，坚持计划经济为本，对经改有所保留。
人民一直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我对此充满热忱，并努力落实。但是，对于邓强调速度有所保留。当然，若所有都进展顺利，经济运行无阻，越快越好，毋庸置疑。但是，从过去集中追求出产价值的错误中，我学懂了，过份强调速度，最终会变成盲目追求高目标及速度，代价是失去效率。我的生产目标较温和，强调经济效益。邓理解我的观点，在这方面没有冲突。在改革方面，（胡）耀邦跟我基本立场一致。我俩都充满热忱，但在个别步骤、态度和方法，特别是速度上，耀邦比邓更激进。
陈云同志对开放政策深感不安，跟邓小平的分歧颇为明显。原本计划沿海地区有多个经济特区，包括上海及浙江省，但陈云指那些地区不会成为经济特区，因为这些区域出了名多机会主义者，透过绝顶技巧，即使只有很小的机会，都可以从笼子扑出来。
霍英东教租地发展城市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戴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别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大约是 1985或 1986年，我跟（香港爱国商人）霍英东谈话，提及我们没有资金作都市发展。他问我：“你若有地，怎会没有钱？”我觉得此话很奇怪。有地是一件事，缺乏资金是另一回事，两者有什么关系？他说：“市政府若有地，他们应获准将部份租出去，带来一些收入，再让其它人发展那块地。”
当然，我知道香港的建筑物及街道是如何快速建成，一处地方如何快速变化，但对我们来说，那非常困难。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建议他去上海，跟市长及党委书记谈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他的观点启发了我的思考。
经改追求人民得到实惠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那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民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 2-3%就不得了，而我们经常增长 10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中国如何会采取渐变主义？我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经济的 10年，我们奉行逐渐过渡。这个有两方面。首先是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系统以外逐渐成熟。另方面是减少计划经济部份。改变不是即时的，而是由小量微细的改变开始，逐渐涉及较大的改变。
融入国际市场才能现代化
很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效欠佳，付出要求很大，但回报很小。除了经济制度，还有其它问题，例如闭关政策，令自给自足变成绝对美德。这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被政治化。但所有例子都证明，只有在开放政策下，我们才可以利用所拥有的，透过交易获取我们需要的。
各个地方和社会都有它的强项，即使贫穷地区都有它们的优势，例如廉价劳工。这是国际竞争的大好处。所有东西都靠自己，结果是做不到自己最擅长的，我们亦因而承受过巨大损失。我越来越明白，若一个国家关闭起来，不融入国际市场，或不好好利用国际贸易的好处，最终只会落后于人，没有可能达致现代化。
加快沿海地区发展，不只有利沿海地区，更会推动全国经济，包括内陆省分。没有沿海地区的发展，所有流动工人要去那里找工作？沿海地区发展了，劳工密集生产的规律就会在全国实施，转移到劳工更便宜的地区。劳工成本开始在沿岸地区上升，生产工作就要被迫作出调整。
所以，我们不可以全国单一速度发展，而是需要由一个地区带动另一个地区发展。全国单一行动代表没有一个地区能较快发展。沿海地区是中国一部份，它们的长处若得以利用，全国都有益处，包括中部和西部地区。以整体发展观点看，有需要优先发展沿岸地区。
司法制度独立才能肃贪
我越来越明白到，「保持清廉」很重要。若忽视了，就会给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口实，同时会令人民不满。后果可以很严重。同时，我们亦可利用反贪，作为深化改革的机会。由于这些问题在新环境下出现，不能以旧方法解决。首先，必须理解这些问题的成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对症下药。贪腐一般在经济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出现，但之后，当公务员及执法人员的素质提升，他们的薪酬及福利增加，情况就会改变。今日的香港跟以往很不同。同样的情况，亦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发生。另一样很重要的，事实上亦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及法治。假如没有独立的执法机关，而执政党又有能力干预司法制度的话，贪腐问题将永远无法有效解决。
－ 议会民主制实现现代的法治 －
邓鄙视权力受监察的制度
由1980至1989年6月4日之前，邓小平重复提及反对自由化。另一方面，他又说了多次，政治改革是必须的。那样改革应该怎样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实践呢？
大部份人对于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的印象，均来自 1980年 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批评官僚主义、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爱国主义，这些都是当时中共政治制度的一部份。他指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存在于原有的制度；好的制度防止了不良分子任意妄为，不完善的制度则限制了人才实现良好愿望，甚至把人才推向相反方向。
有些人觉得邓小平在政治改革上只是信口雌黄，为了给人民一个好印象。有些则相信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永远不能实施，因为他们都会被（政治）情况或反对势力阻挠。我相信这两种想法都缺乏证据。
邓小平很推崇一些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很鄙视权力受监察及平衡的政治制度。他有一次跟南斯拉夫的访客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中一个最大优点是，当一些东西已经决定，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即时落实，不似得国会民主程序那样复杂，进退两难，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胡耀邦没下台政改可向前
胡耀邦被邓小平多次指控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而被迫下台。人们对胡耀邦的印象，一般都是改革派及民主派。胡耀邦的政治改革思想是怎样的呢？他提出过什么？
毋庸置疑，耀邦寻求过民主。即使他没有触及一个特定的结构或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模型，我相信如果他仍能继续出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国家及海外的世界趋势而言──他定能在政治制度现代化及民主化的路线上，把中国政治改革推动向前。
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 1978年）之后，我的精神集中在经济改革，忽视了政治改革问题。即使我在四川的时候，实现了扩大企业自主，我仍然从没想过怎样实施政治改革。一位陕西工人曾写信给我，说他阅读过我的多次讲话，相信我在经济事务上是一个改革家，但在政治议题上是个保守派。
社会主义国家需法治非人治
直至 1985、 86年，我的思想才改变。我受到更广的国际环境，及东欧出现的情况影响。而改变的主因是，我发现为了经济改革的前景，有需要政治改革。当经济改革深化，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力更加严重。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持续。（ 1989年）我跟（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说过两点：第一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会变，但它的管治方式必须改变；第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行法治，非人治。
首先，我们需要提高党与国家决策的透明度。戈尔巴乔夫说这是“开放”，我们叫做“透明”。党与国家的重大活动与决定需要公开，这样可以改变长期存在的黑箱作业、公众只知道最后决定的情况。政府宣布了决定就付诸实行，但人民不知道决定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人民有权知道。其次，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多元的对话渠道：跟不同的社会派系、势力与利益团体。作出重大事情的决定之前，应该与不同的社会组织持续的谘询与对话，不是只跟其它政党的代表人物对话一次就作决定。
中共元老怕政改失去政权
第 13届中共党大会（ 1987年），我们不仅讨论了经济改革，也讨论了政治改革。我们提出如何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时候，政治环境较宽松，形而上学与理论研究、文化与艺术都很活泼。与此同时，十年改革期间，我们受到西方的价值、概念与政治制度的影响。再者，苏联针对政治异见人士的政策已经开放了。所有这些事情都鼓励着中国知识分子、青少年和年轻工人要求更多民主。
然而，第 13届党大会之后，政治改革变得困难了。首先，党内的元老，包括邓小平同志，对经济改革有不同意见，但对政治改革只有一个意见：他们反对改变现有制度的基础。他们害怕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会导致共产党的权力被挑战，因而削弱了党，甚至导致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几乎没有党元老支持这种改革（执政者须接受监察），现实是，政治改革陷于停顿。这样造成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民对民主及政治加速改革的要求越趋强烈；另一方面，第 13届党大会以来，从来没有政治改革的行动。党的意向与人民的要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要求，出现了鸿沟。
李先念反赵行动非常积极
李先念在“反赵”行动中非常积极，他既是前线人员，也是幕后主脑。 1988年 10月，第 13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曾有计划公布架构重组。但王震（党元老）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出批判。我没有理会。那次事件之后，叶选宁（叶剑英之子）告诉我，王震当着他面前极力告发鲍彤，说他是支持制作《河殇》的无赖──这是王震从李先念口中听到的指控。
事实上，这是完全虚构的。鲍彤从来没有干过任何与《河殇》有关的事情，甚至说过关于《河殇》的话。
王震没说的比说了的更多。当李先念提及鲍彤，实际上就是在说我，暗示我支持了《河殇》。王震本人可能不高兴《河殇》，李先念则藉此机会把我连系上来，激发王震对我的怒意。为了激发元老对我的不满，李先念揑造事实也在所不惜。六四之后，当他们在报章刊登了对我的批判时，《河殇》是一个主要话题。
很多指控都是完全虚构的，例如说我曾支持《河殇》的制作，说我下令把影带发布至全国，并遏止所有批评制作《河殇》的声音。所有不是正确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逆之亡
当然将来有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
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如果我们按良心做事，对党、社会和人民都有好处，任何其它方式都会有害。
潮流不可挡，适者生存。
正如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我相信现在是认真解决问题的时间了。
《国家囚徒》中文版节选，分题为编者所加
苹果日报，2009年0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