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书案”促新闻立法，《大迁徙》呼唤言论自由
—-北京四十多位老中青知识人，为谢朝平归来举行餐叙
铁流
9月25日的北京秋高气爽，连日塞车为患的首都这一天道路特别畅通，四十多位老中青记者流、作家、学人，早早地来到北京西一家餐厅，参加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脱险归来举办的餐叙活动。
一 间长长的餐室墙壁上，挂着一幅醒目的红布横幅：“贺老谢脱险归来—是人民的力量！感谢全国媒体、网民、推手”。餐叙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主持，先后在 会上讲话发言的有国内外著名作家辛子陵、民法专家郭道晖、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宽宇、华东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旭培、学者丁东、任彦 芳、梁晓燕，还有谢朝平的代理律师周泽。李锐、杜导正、李普、戴煌等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由杨继绳先生转述了他们的寄望。
这是出席9月24日北京记者、作家、学人，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脱险归来举行的餐叙的合影。背面横幅是“贺老谢脱险归来—是人民的力量！感谢全国媒体、网友、推手”。
相片从 左自右（后排起）黄钟、郭玉闪、丁东、聂宽、戴睛、萧默、姚监复、王建勋、焦国标、王克勤、李琼、尹慧、谢朝平、郭道晖、辛子陵、田大畏、任彦芳、杨继 绳、铁流、贾西津、郭宽宇、王和岩、任蘅芳、王老师等，未显示出的有展江、孙旭培、梁晓燕、史黎晴、何志毅、黄秀丽、范铭、张铁志、吴薇、王志安、焦蓓、 贺信、龙平川、周泽、上官缴铭、刘凡、钱昊平、陈建、刘常、曾金燕、博绳武、俞梅荪、马文都等四十多人。
在他们激情洋溢 的讲话发言中，一致谴责渭南警方跨省抓捕作家谢朝平的严重违法行为，是对共和国宪法的挑战与践踏，无视人世间的道德底线，把公权力变成了贪污官吏的工具， 堂堂正正的人民警察蜕变为利益集团的家丁，一致要求中央严惩此一幕后黑手，建议中纪委立即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大家认为 “渭南书案”的发生发展，更感到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遗憾的是作为“记者之家”和“作家之家”的中国作协、记协一 直函默无语，对记者、作家谢朝平所遭受到的迫害，从不过问。他们早已不是民间群众团体，是个不则不扣的官办机构，因此不会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 更不会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奔走呼号。辛子陵先生在讲话中疾声呐喊：“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 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 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 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 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
他越说越愤怒，最后握拳挥手喊道：“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 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 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 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 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 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 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他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 化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 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 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 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在 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把《大迁徙》作者谢朝平推上了讲台，他首先感谢全国各地记者、作家、学人对他的支持 ，感谢中央和高检领导对此事的关注，使他能走出渭南公安看守所。他说：“在渭南监狱里，我从办案警察的只言片语里，知道了监狱外有一股正义的力量在支持 我，正是因为有这股正义力量的支撑，走进看守所，我才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种豪情。我在监狱里才能够以一个老检察官同一群警察进行业务 竞赛的心态，以一个记者与腐败势力较量的心态度过那30天。才能够突发奇想，准备在逮捕证上写下：“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 手办政治冤案的腐败权贵和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样的语句；才能毫不胆怯地告诉办案人员：你送我回监舍，我愿意把你的牢房坐穿！现在，我也才 能自豪地告诉各位：不管是作为记者、作家还是检察官，30天来，我都无愧于这些职业。”他还说，“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国家昌盛，民族复 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经济腾飞，科技发达，还需要精神文明，需要真正的言论、出版自由，需要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舆论监督。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舆论监 督更需要法律保护，否则，无法可依，记者、作家就没有安全感，就会出现腐败官员凌辱记者，流氓地痞殴打记者，被披露的丑恶分子雇凶杀害记者而不被追究的可 能，记者就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之险，被媒体曝光的官员派警察上京抓记者的事情，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