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说到底，就是为的去掉某些“中国特色”
秦晖
免费医疗据说通常都有的三大弊病——高税收、过度医疗、医疗单位无竞争。有专家就指出不要对在中国推行福利性医疗保障有幻想，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英国搞免费医疗的结果是排队，你是部长首相也得排队。但要是在中国搞免费医疗，那结果就是没关系没权力的人得排队，排十几年的队，而有关系或者有权力的人就不排队。在我们国家，哪怕你就是个小乡长，也可以不用排队。”
这个论点在网上引起热议，议者似乎是批评居多。但是最有分量的批评我觉得是下面这个：
“不错，在中国搞公费医疗确实是老百姓排长队，官员就不排队。但是这些年来中国搞市场化医疗的结果又如何？不就是老百姓看病掏大钱，官员看病照样不掏钱吗？”
这个问题首先给人的启示是：的确，“福利化”与“市场化”可能都各有利弊，但是在中国一般性地谈“福利”与“市场”可能是隔靴搔痒。关键在于：我们的“福利”不是别人的那种福利，我们的“市场”也不是别人的那种市场！别人搞福利，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排队，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排长队；别人搞市场，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花钱，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花大钱。
不但如此，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评价和决策体系往往还只能听到那既不花钱、又不排队者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拿排队和花钱来轮番吓唬老百姓：高收费看不起病你怕不怕？可见市场化是要不得的，我还是应该有垄断的权力；排十几年队你怕不怕？可见福利化是要不得的，你别给我施加这些责任。最好我既有横征暴敛之权，又无公共服务之责，权力大到要你死你就死，要你活你就活，而责任小到可以不管你死活——那样的话我当然是既不花钱又不排队了，可是你却叫唤既要花大钱还要排长队？……这就叫中国特色知道不？能怪我吗？
其实市场化与福利化各自的弊病不是不能中和的。在先进国家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已经有了不少。例如在政府对弱势者的医疗承担保障责任的同时，放弃医疗供应的垄断权，对民营医院开放医疗市场，尤其是高端和特需医疗市场——不愿排队或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的富人可以掏大钱去看高级私人医院，但低收入的穷人看病可以向政府问责，要求有免费的公立医院可看，当然排队之弊也许难免，但是富人分流到高端医疗市场后就不至于那么拥挤。总之，怕排队的人可以选择花钱，怕花钱的人也可以选择排队，市场化和福利化各得其所。尽管不是尽善尽美，总不至于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吧！
可是我们这里却相反：国家财政提供的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特殊高端医院，改革前它们很多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高干医院，改革后也对公众开放了，但收费高昂。而民营医院受垄断排斥很难进入高端医疗市场，大都只能为没有保障的弱势百姓提供收费的低端服务。百姓要么没钱进不了好医院，如果花得起钱也必须挤到那极少的国营高端医院排长队，恰恰造成了“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之弊。
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按市场化方向至今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平心而论，如今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在国内，虽然市长找老百姓施展权力（包括干预百姓交易的权力）还是不受制约，但老百姓被推向市场而不能向政府问责——即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由于中国在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的格局下展现的竞争力，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反对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的格局也俨然已经形成。尽管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不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是说实话，市场化程度到底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算是“市场经济国家”，在西方也远远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们都知道在“西方”这个笼统的说法下各国其实差异很大，像瑞典那样“社会主义党”（过去我们都译成“社会党”，严格地说是不对的，西方所谓社会党的构词成分“社会”都是socialist而不是social）长期执政、号称“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要承担责任的福利国家和美国那样偏重于自由竞争的国家，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而如果以“经济体”论，比美国更市场化的还有香港，历年国际上“经济自由度（指市场竞争的自由度）”排名，香港都在全球最前列，把美国都甩在后面，而事实上在低税负、对高基尼系数的接受度等方面，香港也的确超过美国。
但是，就是这个全球最市场化（或者按我们过去的传统说法叫资本主义化）的香港，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社会主义”的程度仍然远远超过大陆：香港早已实现了英国式的全民医疗保障，义务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比内地公平得多，更不用说我们如今正在向其学习的廉租房（所谓公屋）制度等等了。过去大陆居民移居香港，可能主要是奔自由竞争、市场机会，或者说是奔“资本主义”去淘金的。可是这些年来，不仅香港资本家更愿意到内地“剥削”工人早已是常识，而大陆居民移居香港，也似乎已经主要变成是去寻求“社会主义”即福利保障的了。我们看近年来关于内地移民的新闻：今天奔着那里医疗、妇婴保障的大陆孕妇赴港生子潮，全港新生婴儿8.8万名，其中半数来自大陆孕妇，明天又冲着那里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内地过万学童赴港读书 可享受学费全免政策。全世界经济最自由化、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在国人眼里尚且成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所在，何况美国？更何况欧洲？更不用说何况北欧了。
当然，如果因此就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也是不对的。近年来我国富人、企业家向境外移民和转移资产之风愈演愈烈，说明不少人对市场自由、产权保障并无信心。而且有趣的是，香港这一经济“最自由”之地由于太近还不保险，相比香港，我们的资本更愿意转移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类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地区，因为那里无论税收如何重，起码税后财产是有保障的，没有“强征强拆”，没有“国进民退”，更没有借“唱红打黑”随意抄家没产的薄熙来方式。即便像徐明那种“红顶商人”在国内“权家通赢”如鱼得水，赢了之后也还要向外转产不是？
企业家到国外最“社会主义”的地方去保全资产，老百姓到境外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寻求社会保障，这两种有趣景观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目前自由、福利双不足的状况。就福利不足而言，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比西方更市场化。世界上本没有百分之百市场化的地方，我们与西方、至少是北欧那样的西方真正的区别也已经不在于市场化的程度孰高孰低，而在于非市场的那一块，在于我们限制市场化的机制和他们完全不同：限制市场机制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福利国家、强势工会、以NPO治理等方式体现的参与式民主、公众环保干预等等，而在我们这里则主要是国家垄断、官僚特权、市场中的“裁判踢球，权家通赢”等等。
因此，中国未来的走向与其说是取决于市场化成分还有多大扩张，不如说更取决于“非市场”的一块怎么改革。我想如果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东西，那么在中国，它的对立面应该并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封建市场经济”和“官僚资本”。当然我知道“封建”这个词歧义甚大，不过“左”这个词可能歧义更大。过去官方说过四人帮时代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克思也指出，封建时代的特征是“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其实，皇权专制钳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陌生，我们的改革当然也不是追求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放在市场经济的前边如果不是给改革打掩护用的，而是要真的成为改革的目标，就得用它取代“封建”。
换言之，中国要真正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扩大“市场”的作用当然也很重要，但是针对“市场经济”前面那个定语下药，走出“封建市场经济”的阴影，多一点以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公平正义、公共福利、民众的公益干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也很重要，而且随着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大，这些就尤其重要。在这种条件下市场化程度如果要进一步推进，就必须把过去限制老百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变成限制政府的“市长不找市场找”：“市长”不能随便找百姓收税，而百姓有权找“市长”进行福利问责。落实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只能通过制约权力来使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让政府推卸责任把百姓抛向市场，或者反过来讲，就是不能用扩大政府权力来挤压市场，而要用增加政府责任来补充市场。“市场化”不是“去福利化”而是“去特权化”。
话说回来，中国永远会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所谓的“西方”中任何一个国家也有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特色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时是冲着“苏联模式”来的，指的是中国应当勇于不同于苏联，不同于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借鉴他山之石，更不是说自己的任何东西包括弊病都理所当然。道理很简单：如果任何“中国特色”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改革，改革说到底，就是为的去掉某些“中国特色”。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节选自财新图书《中国2014》，与原文有删减。
2014-06-25
来源：微信（财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