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维权的自由主义：从左翼到民国
陈永苗
最近，上海和港台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提出左翼自由主义，一些大陆右派也参与论战。好不热闹。我认为早在2003年维权的提出，大陆自由主义已经转向左翼。而且超越左右，走向了民国宪政。
不仅2003年以来的维权理论，是从左翼自由主义到民国嬗变，而且维权也把我们带到1949年国变门槛上，那时候是从民国沉沦到左翼，所以我们需要逆转，从左翼到民国。作为对改革进行的掘墓运动，维权由改革的受害者所发动，带有加入既有秩序而不得或被排斥出去，因此被改革烙印的纹身，其从左翼自由主义出发不用多说。从左翼走向民国，维权主动趋近于民国国体或者被民国国体所召唤。49是基于道德批判的极权主义，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出发的伦理运动，都会被吸纳或者所利用，只要不是行动，仅仅是人心立场伦理，都仅仅是其夜空的星星。从体制中彻底断裂的渴望，反49秩序的渴望，会要求行动者不是无政府主义立场，就是民国立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道德立场，同样也会被体制吸附，因此只能是民国立场，民国立场与49之间二选一，或此或彼。
左的观念立场，右的观念立场，都很容易被体制吸纳，成为主流统治意识形态，从例如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和超越左右的论述来看，本来致力于免于体制化的“超越左右”，同样也会体制化为粉红色法西斯主义。我这里怀疑革命派公知的革命立场，也会体制化。民国当归的立场，也会体制化为国共合作。所以所有的立场都很有危险，可能只有行动才能逐渐升级摆脱。
在大陆抗争行动，有一种政治原罪，有一种合法性陷阱之厄。光是个人立场要坚持多高的道德制高点，没有问题。可是要从个体性走出，进入公共性，进入行动，就会遭遇还是在49体制及其磁场作战的问题，也就是注定是客场作战，这时候就需要沾满原罪和病毒的49之内的合法性正当性帽子来保护，来吸引他人支持。经过十年维权和改革已死的趋势熏陶，正当性问题上，已经没事，谈改革和修补体制已经没有正当性，已经是遗老遗少的恶臭。但合法性上，在现政权的社会根基小市民看来，没有合法性的抗争就意味着大恐怖动荡，有着合法性的抗争，是小市民可以承受较小代价的，这在占房运动争论中我感受特别明显。维权是法律之下的革命，然而在共党法律之下的维权，始终有着认贼为父，在镣铐上跳舞的合法性陷进之厄运，在民主宪政和维护专制的两可之间暧昧游移不定。所以既然基于维权行动，就要利用中共法律的合法性到摆脱，从而迁越到民国当归来。
超越左右
我一直以来坚持社会运动要继承文革时代与改革时代的政治理想。改革时期虽然很糟，但其改革理想，还是精华，从改革手上夺取下来，洗干净还能用。这里就要实现文革时期与文革政治理想的切割，如我把毛泽东与共党分开来，改革时期与改革政治理想切割开来，文革和改革都污染了这一些理想，我们得拯救它。革命者要继承被革命者的美好遗志，并且把被革命者的气息洗掉。所以我主张罢工要打着这样旗帜:为拯救中国经济而罢工，为拯救中国房地产而占房。如此社会运动超越左右社资。
基于维权的左翼自由主义，在知识分子对民众的代言性，或者代表性的断裂问题上，在目标立场与行动之间的探索上，在自由主义如何进入社会进入政治，也就是获得建制化表达方面上的探索，比任何传统右翼自由主义和其他左翼自由主义，都更有深入的探索和现实性。可以说是行动的理论。这是一个直面政治:主义和思潮已经毫无政治推动力，只有文化价值的局面。
体制中的左派、新左派、香港共识中的左翼自由主义宣称或者内心相信自己代表底层，它们把对手右派当做代表精英的。其实右派也是间接地代表底层，不过是可以成为精英的底层，有上升可能的底层。继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知识分子的父权和代表性崩塌，随着现代性进城，如海量的知识分子产生，和网络造成门槛降低，代表性趋于零。而且中共长达几十年的政治高压切断知识分子与民众纽带关系，国内殖民结构造成知识分子是寄生虫，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对立，即使最宣称自己最代表民众的知识分子，都是没法代表的。其虚假的代表性，是通过建立政教合一的组织，来吸纳可以成为精英的底层。而右派是通过文化教育和市场组织来吸纳可以成为精英的底层。总之二十世纪以来，成为人上人的权力政治，就是以知识分子官僚权贵联盟为基础。这样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下人，没法成为精英的底层，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成为贱民，如农民和下岗工人。以国内殖民来定性，敌我关系或者潜在敌我关系夹在知识分子与民众中间，肯定有中不断加大的代表性断裂。
我不认为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理想造成的，而是进入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造成的，也就是如果放在学说与民众关系中，如果不进入政治，学说光是个人的，是没有害处的。而改革以来，甚至整个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自由传统，都没有目标与行动的区分，以目标统摄行动，没有行动的自我审查，其中政教合一极权主义组织算行动中的问题。知识分子自由传统对社会主义的批判，龟缩回人心道德立场问题，忽视行动，或者替代以教育或者经济伦理。而左翼是乱行动，走火入魔的行动。刘军宁指出左翼自由主义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行动的。如今香港共识的左翼自由主义，它根本模糊化过去社会主义左翼乱行动的问题，它在当下针对右翼自由主义在改革语境中产生问题的批判，也同样是从扭曲性行动退回到左翼的立场，还是人心立场的道德批判，它是没有行动的，也根本无法代言改革的受害者。
如美国显示，宪政本身在左右社资之上，左右社资以政党轮替或者钟摆的方式，维持平衡。在辛亥民元奠基后，左右社资的各种乌托邦目标，已经内在于民国宪政，目标已在，后面的扭曲就是关于行动手段的，共党的不外乎民国宪政的极权主义极端扭曲基因突变模式。所以当下我们并不是从无中生有，或者把残缺摧毁然后无中生有，而是民国宪政的恢复，拆掉49后的红色装修。各种左右翼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以目标已在作为前提，而是都在赋予自己“无中生有”的使命。
不管左右，不管是不是乌托邦，也不管是否学理上精致与否，都必须在进入政治，处在公共性，也就是主义思潮进入民众洞穴中间，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再为深刻的自我警惕自我审查的主义思潮，都会在政治中行动中产生不愿意和极力避免的结果。躲在包括教育和经济伦理在内的人心道德立场处，对自己的对手进行道德批判，和对手一起把复杂复调的政治问题，转化为认识问题和道德问题，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指责其缺乏良心或者缺乏平等公义的心，或者批判其知识缺陷，丝毫抵达不了目标，相反会让追求目标的渴望泛滥成灾，扭曲变异为极权专政。对共党专政的批判，包括改革时期的启蒙和市场化，如右翼自由主义，都被其磁场磁化，被体制化捕获，阉割成立场，没法行动和不行动，然后其后的对这一些批判的批判，新左派和现在的香港共识左翼自由主义，前者更加龟缩到学院学术体系中，后者看不出来有青出于蓝旳迹象，他们比他们的对手范围更小，更没有行动力，只能是通过投射和移情的方式，寄托希望现体制与民众运动身上，但如索雷尔说，意识形态没有办法统一思想和行动，而神话能做到。投射和移情，就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有机联系，仅仅是心理机制。那么代言性的消失，代表性的断裂就发生了。没有行动，左右社资都没用。
不管左右的主义与思潮，都必须在到底是被体制化为意识形态，还是为建设公民社会面向民众的言说，做出一个决断和表态，到底是站在权力政治一边，还是站在公民社会一边，到底是站在以转型欺骗来柔性维稳，还是维权保卫公民社会？右翼自由主义已经体制化，为权贵资本主义背书，只是现在还没彻底臭名昭著，还有人幻想权贵资本主义走向宪政，也就是相信转型的救赎，也就是一个怀着伟大爱情理想的妓女，以原教目标的叙述捍卫其理想，并不能拯救其在现实中沉沦和罪恶。而左翼在历史中已经遗臭万年，然而重拾左翼自由主义虽然很必要，但如果没有行动的能动性，则不足与右翼自由主义的现实罪恶对抗。
谈谈左右对将来还有一些作用，有一些当下预备，对当下体制性疾病毫无作用。那一些民间左派理想，在现实中也塞不进官僚权贵体系当中。能够被体制化的，是官方左派官方右派。也就是左右派都不足贯通民间官方，只有民间与官方分野，左右派被这条线切成四派，民间左派与民间右派的共同语言很多，官方左派与官方右派的共同语言很多，而左派右派内部，共同语言仅仅是话语的表象。
立场的变迁，是与地位升迁是同步的，也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产物。所以还是我说的，左右翼必须以吸纳底层精英提升为人上人，才能维护得住。从根本上，这种立场变迁无关于民主化全局，右翼立场多了，形成群体了，就变味成了不道德的，对外扩张，是一种大多数人的暴政。左翼也一样，更加放肆，不顾程序正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更容易发生。在中国语境下，依赖于立场变为右翼，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宪政。意识形态并不是目标，而是目标与参与人之间关系的谎言。没有意识形态，目标更明确，意识形态往往模糊了阻挡了目标的在场。
基于行动的首要性
约在十一年前，我在关天茶舍论坛中写到，写文章不如行动，不说对民主事业的作用，就说个人影响力和道义资源的积累，做一件事情一夜间可以天下皆知，我想把律师执照拿到做维权去。不料2005年被党妈识破阴谋，执照被卡，于是为了生计又被死死地卡在写文章这道上，除了一点稿费，基本意义不大。岂有文章觉天下？所以我把文章写的读者很少，而用行动来扩大影响。迷恋于文章影响人们的，是不通世事的书呆子。
索雷尔是一个局外人，自我反讽的人物。柏林说他几乎就是一个他自己强烈否定的那种人，极力主张直接行动，倡言行动的首要性，认为进步与美得一样，只属于行动的人。可是他自己本人确纹丝不动，是一个同行动和行动无关的，孤独的思想者，他同工人没有任何联系，不是任何行动组织的成员。主张“行动的首要性”的索雷尔认为，法国德雷福斯风波中的激进分子绝不是对变革事物的秩序发生兴趣，他们仅仅想在原有的秩序中为自己占据一个位置。他们要的是权力，而不是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把个人的地位声誉的胜利混同于整体革命的胜利，而事实上他们的成就却主要从强化原有秩序而来。我可以把自己当做索雷尔，主张行动先于知识，先于话语权。
我对那一些借助于微博，渴望替代改革派公知的革命派公知诊断是一样的，在宪政目标的实现，被其个人身份在公知秩序中承认或者占据顶级位置的渴望替代掏空。他们作为革命派，不依赖于行动支撑革命立场，而是比所批判启蒙运动更依赖于立场的批判，把政治问题扭曲简化为认识问题，把行动推到遥远的未来或者转嫁到民众中间，把自己当做异议知识分子，在当下性中出了争夺话语权获取身份认同之外，没有实质性结果。改良派公知与改革派公知同属于立场启蒙的道德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如阿伦特所揭示，与极权主义同构。也就是只要不脱离公知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就是体制化的。这样又回到封建王朝秩序知识分子官僚联盟与民众对立的治乱循环格局。革命派公知是一个造反者，不是革命者，他们对新秩序是否出现，持意图伦理。这种造反，尽管也会以大规模加入旧秩序的方式造成旧秩序的瓦解，然而这种结果是无序的，偶然的，而且代价惨重的。孙悟空的大闹天空，宋江式造反大抵如是。
陷在意图伦理中不可自拔就意味着不幸和灾难，也就是尧舜言桀纣行，把人带往地狱的，就是奔赴天堂的渴望。抢过民国宪政目标，试图以暴制暴的共党，其革命手段的巨大惯性造成目标的毁灭。当下抵抗与抗争的手段，不能像激素一样，由于必须除恶务尽毫无节制打激素，从而让自己成为新的病灶，也就是避免手段的巨大惯性，如果当下就没有节制，那么打倒了魔鬼，自己也是新魔鬼。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现专制只会死于自杀，所以不管你革命立场多激进，会掌握多大力量，都不是决定性的，都是没有作用的或者微不足道的，在无限大面前，零和一百万是一样的。我们要做的是，为体制的自杀增加参数，但更需要做的是宪政化当下抵抗和抗争，以这样惯性为将来重建。现体制的组织动员能力已经是人力的极致，是魔王，那么为了打倒他，是不是要自我入魔到更强大，比他更有动员组织能力，这是不能做到的，也是不应该去做的。
在当下就应该为未来预备，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权或者代表权因政党轮替和政教分离而退场，也就是必然是反智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知识，但抗争时不能以知识分子的面具和身份在场。维权律师的出现，就以商业化可以更换的律师取代不可变更的知识分子父权。如果我们的抗争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当个异议知识分子，维护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统治，那么这个惯性将延续到将来民主社会，给将来制造难题。固然坚持知识分子身份的抗争，能有抵抗的色彩，但基本没用，而且很容易被极权主义吸纳，就是宋江式造反。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矛盾会在改革之后更强烈，共党内的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冲突，将来也会有。以知识分子身份的抗争，是逆潮而动，不仅在当下作用不大，而且在将来祸害无穷。
当诉诸于行动时，左右翼自由主义，左右派的分歧轻于鸿毛，就像一棵大树上的两枝桠，各自生长。当没有行动或者没法行动以人心道德立场为武器，诉诸于话语权争夺，以为可以遵守思想革命带来政治革命路径时，微小的差异也变得天大的，重于泰山。记得右翼自由主义公知茅于轼曾经有一段被称为茅维权，与吴法治、厉股份并立。有一次他发邮件给我批评说，要和平转型不要暴力革命，我回邮件说目标很美好，但不是念咒语就能实现的，我们更需要考虑怎么办，怎么才能做到和平转型，我提倡的维权，正是基于如此。
晚清改良派梁启超对革命派孙中山说，君功成，我随君；我功成，君随我。这里不再依赖于立场的一致，而是行动和功成，自然归队。行动及其效果产生共识，不是强求共识，强求共识往往导致唯一干的是内部斗争和厮杀，敌人没死几个，自己人全倒下了。立场变迁随时局和自我认知而动，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从改良到革命的迁跃，迟早而已。中间人和观众的立场归于那一方，就像天平一样，谁行动开路，有地盘可以追随分享资源，有实力了，自然归谁。光有思潮，影响不了走向。在这样一个改革已死，没法革命的局面下，都会把靠近不了目标的怨恨，发泄在论敌头上，当做替罪羊。改良派与革命派之交叉点，在于维权，改良派可以想利用维权倒逼而去维权，革命派可以利用维权为革命铺路，所以可以联手起来咸与维权。维权做大了，改良派可以认为改良快成功了，革命派可以认为革命快爆发了，是个双赢。而且行动会影响认知和自我认知，参与行动了，就会觉得改良革命立场都很扯淡不接地气，本来用改良派或者革命派来标榜自己，也弃之如敝履。
歌德说，唯有行动才能终于结束怀疑。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使人相信》，无论何种怀疑，都只能靠行动来结束，这才是克服怀疑和否定的唯一手段。行动使目标变为不言自明的，无条件的。宪政如美女，使劲赞美宪政美貌，是因为想说服不要宪政或者丑化宪政的人，也就是处在可以怀疑，质疑之境地。但是一旦行动就是扑倒，你的需要与“好”的目标就成为无条件的。即使现在还没法全面扑倒，但是有小动作。有行动才有主体性。费希特说，主体并不是以与物质同样的方式被“给予”的，它必须被“做”，它并不是“事实”，而是行动，没有这种行动的进行，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从而任何外部实在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行动产生知识，先于知识。没有行动，就只能是被界定被标签的被动客体。陈永苗认为，对于一个魔鬼，不是通过指出他是一个魔鬼，并且启蒙告诉别人能解决的，因为魔鬼能抓住每一个人的心魔：恐惧与利益。多想一想“怎么办”，怎么干掉魔鬼，从这个出发来认识。不要老说“我们要怎么样”，专制又不是你父母，多想一想“我们能怎么办，改怎么办”。断奶吧，都老爷们了。
有的人，基于改良的目的参与维权运动；有的人，基于革命的目的参与维权运动。都可以，改良立场与革命立场都为行动所利用，维权本来就超越于改良与革命立场之上，它实现的是权利与宪法的紧密关系，这是直接命中目的，而改良与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障宪法权利的手段，手段与过程不能攫取，要求目的的实现从属于依附于它。只要在宪法旗帜之下，行动本身会产生自己合适的主义与理论，并不一定沿着改良与革命设定的轨迹走，也可能沾点边，也可能完全不沾边，所以如我十多年所竭力强调，早就跳出过去设定的改良与革命对立范畴。从埃及革命来看，来自知识分子的规划秩序，与民众聚集运动，几乎是格格不入的。这好像是过去所有革命的格局，除了共产党有组织革命外。辛亥革命也是造成致命一击的民众政治暴力，与同盟会几乎没有直接关系，随机不可控制，更依赖于掌权后的自我神话。知识分子争取代表权的抗争，与民众的抗争，在中共的维稳格局以及社会分割下，是两条不交汇的河流，甚至垮台后，一样如此。所以民众不受知识分子的主义领导，不需要外在强加的政治诉求作为旗帜，他们胡乱理由的，各种理由的，甚至没有的聚集，只要规模足够大，就足以产生致命一击。他们的主要诉求是民生和正当的上升政治空间，只要满足这一点，如把全民基本保障做起来，就可以为立宪腾出时间空间。
何谓魔？魔就是在行动中肆无忌惮，放纵欲望，也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不择手段，没有对目标在行动中有否在场有着合目的性审查。在经过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路径与底层民众的政治行动乃至革命路径无数次争论博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后，我感觉到魔就是手段上的问题，目标上已经被应允，已经确定。毛魔一样想抵达宪政，然行动的手段让其南辕北辙。就像性病，首先有行动，才有性病。走火入魔或者行动之马基雅维利主义诱惑，正是行动为前提。如严复在伦敦与孙文辩论，启蒙回避行动，或者说转嫁行动于民众身上或未来，是害怕性病而拒绝行动，然而必然如高压锅般积攒行动的渴望，并且让民众行动和未来行动处于偶然和暴力中，高压锅爆炸社会崩溃。
当你有了一把手枪，杀敌人也行，不杀人而屈人之兵也行。当你是弱者，没有实力的时候，干啥都不行。行动就是让你有一把手枪，并且学会何时该杀人，何时屈人之兵。行动会让自己的立场立得越高，同时带动与自己相对立的立场也越高，而不是排斥遮蔽。
当陷入行动渴望或者在行动中的时候，就会自觉受人人熟知的马克思主义行动理论的再次吸引，当依赖于夺取权力来行动的路径时，就会发现毛魔就是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魔。这十年我写维权理论，我就不断想到列宁《怎么办》和毛的游击队策略。卡尔.施密特说，在关于直接行动理论的著述中，只有菲力的《革命方法》在德国出名，他还以政治神话的视野评论了索雷尔的行动理论。索雷尔的直接行动，暴力以及总罢工的行动诱导神话等行动理论，翻版到中国当下就能用。卢卡奇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行动主义倾向。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八九后如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失败后转向保皇那样，变为新左派新毛派，就在于行动渴望的支配，通过立场的转变和心理渴望投射，来冒充行动。八九人皈依基督教，就是没法行动找来宗教。我对此心有戚戚焉。对专制合法性的死刑判决，次数已经数以亿计，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多一次口水，而是不断增长的执行能力。也就是启蒙和党内良知，还没有办法赋予自己的言说无条件性，还需要去说服，不断强调的事情，就是没有自信的，暗中的异议与否定如影随形，只是将其藏起来。而行动则有天然的无条件性，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办。行动是一种从说服中摆脱出来的决断:就这样了少啰嗦。目标是在行动中才得以在场的，变为无条件的。它不会回过头去摧毁前提条件的目标认识，即使错了也要将错就错，行动本身自有纠错机制。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