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不容误读的思想者
笑蜀
2005年广东太石村一役，奠定了郭飞雄在维权板块的领军地位。直至今日，他一直以行动者著称。作为行动者的郭飞雄风头太盛，竟至淹没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光芒。正因为淹没，坊间对他不乏误读，不乏诸如偏激、草莽之类的非议。这于郭飞雄显然太不公正。
郭飞雄照片
尽管如此，我并无意为郭飞雄辩诬。作为多年兄弟，我知道他的眼界与胸怀。在我跟他的私下交谈中，他曾自许：“永远远离民间是非圈子的深层考虑。默默地做事吧，不表态，不记仇。”他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这么说，也这么做。民间多年的纷争、内耗，从来没有他的影子。他如老黄牛般埋头深耕，不计毁誉，忍辱负重。辩诬于他或为多余，但他多年来的深层思考，却不应被埋没。
对人民主权怀有宗教般的信仰
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堪称郭飞雄的行动巅峰。他本来早被上岗，多名便衣昼夜监控，但他仍甘冒风险，站到了街头抗争的第一线。因其直接推动，草根街头抗争跟媒体人的体制内抗争呼应，令南周事件不断水涨船。但无论怎样水涨船高，街头抗争都不改和平稳健的气质，没有对公共秩序构成任何扰乱。作为风暴中心的南方报业，一切井然有序。
这正符合郭飞雄的预期。郭飞雄一直坚信，国人不缺理性行使公民政治权利的能力，只缺机会。南周事件在他来说是场难得的政治实验，他渴望以此检测国人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结果印证了他的判断：行使公民政治权利，天塌不下来。这更坚定了他的自信，以致文思飞扬，连续撰文多篇，系统阐述他对南周事件的观察和思考，强调南周事件为中国社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示范：公民应该通过行直接行动，消除恐惧，堂堂正正地争取公民政治权利。南周事件因此不仅是他行动的巅峰，也是他的思想的巅峰。
基于思想的行动，行动着的思想，是郭飞雄的鲜明个性。而无论其思想还是行动，皆基于一个原点，那就是人民主权。2012年他写过一篇长文，论述人民主权是政治哲学的第一起点。人民主权不仅表现为具体的政治制度，更有着高迈于具体政治制度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属于“大地之上的理想性”，具有强烈的美学意义。公然背离人民主权，则不仅不法，更是丑陋的，粗鄙的，完全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是对现代人在尊严上和审美上的双重败坏与羞辱。
人民主权既如此重要，那么如何达成呢？郭飞雄的答案是，必须经由公民社会尤其公民政治社会。郭飞雄对公民社会深具信心。2011年他获释不久，跟我的私下交谈中已经对互联网和公民社会赞叹不已，认为它们将是改写中国历史、造就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推手。他坚信：个人实力普遍增长，必然刺激人们追求政治主权。加以扁平结构导致权威分散、网络提供快速启蒙和半组织化资源，新型的民间崛起是可期的。他激情地宣告：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公民政治社会强劲崛起，乃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历史性局面，超出了过往一切历史经验和危机革命教条。”
基于对公民政治社会强劲崛起的信心，郭飞雄反对失败主义、虚无主义，反对把反对政治理解为坐、等、看、捡便宜，而主张以积极的、进取的、阳刚的公民行动，来推动公民政治社会的成长，为宪政转型打基础。
总之，对人民主权、宪政民主，郭飞雄怀有宗教般的信仰。在他看来，“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政治制度的不良。它给当今的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物质障碍和精神痛苦，也给中国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中国首要的国家利益，因而必须是政体革命——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从制度上实现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福利、机会的保障。这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他斩钉截铁地断言：
“在当今中国，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首先应当敢于直面中国最大的障碍——极权专制，敢于批判暴政，致力于促进政体转型。推动自由民主的政治异议人士，才是中国最大的爱国者。而那些打着爱国旗号歌颂暴政、鼓吹奴役人类、阻扰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者，皆国贼也。”
强调社会动员的纵深机制
在观念上，郭飞雄是绝决的、激进的；但在转型路径上，郭飞雄则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敢于拒绝一切教条的绑架，直面中国转型在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复杂性与艰巨性。不满足于抽象的批判，而更重视客观分析；不满足于道德立场的宣示，更重视怎么办，更重视切实的推进；不仅强调勇敢，更强调转型智慧。
去年2月底，郭飞雄跟我一起发起呼吁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为此接受BBC中文网的专访。专访中他既严厉抨击“维稳十年”法治与人权的全面倒退，也强调对新领导人抱有善意，“希望他们表现出和前面那些不尊重国际规则的个别领导人不同的新的作风，能够和普世文明价值接轨，能够实现官民良性互动。”这个表态在民间引起某些争议，即便是几个最好的朋友，在充分肯定他的抗争勇气的同时，也批评他对体制“抱有幻想”。所有这些争议，郭飞雄都看在眼里，但从不辩解，也从不后悔。
拒绝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拒绝真理在握的道德傲慢，以谦卑的姿态、开放的胸襟面对世界，包括面对体制内，是郭飞雄一贯的立场。温家宝在总理任上时，一度反复呼吁政改，体制内外的反应颇复杂，而以嘲笑居多。90年代开组党先河坐牢16年的胡石根却顶风而上，在北京数度召集民间研讨会挺温。郭飞雄对此举大加赞赏，私下和公开言说中多次为胡石根鸣不平。他俩都是老资格的良心犯，更是过从颇密的老战友，在强调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强调合力、强调社会动员的纵深机制诸方面，几乎完全共识。
谦卑的姿态、开放的胸襟，首先源于郭飞雄对和平转型的坚定信念。他断言，第三波和平转型的数十个国家，和解都是绝对的主题，这也应是中国转型的大方向。和解则需要体制内外的共同推动，这种推动客观上也是可能的，因为，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在信息社会中，在对自由民主法治的认同与渴望已是全民共识的大背景下，后极权体系内尚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供体制内宪政民主力量发育整合。他们长期潜伏，当下似接近跃起的前夜。他进而断言：
“假如我们不使用整全主义的幼稚观念把”体制内”看成是一片黑恶，就像数年来对温的讽刺、怀疑一样。那么，可以明确断言，同任何时代都会出现内部分化一样，体制内必有相当数量皈依宪政民主理念的实干家，他们不会永远沉默和沦丧，必定乘时而起，有所冲击，甚至希望把握变革主动权，迎接历史的挑战和机遇。”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内部一些改革家正逐波产生良心起义、信念皈依和机会投资新概念。”对体制内的这种分化，民间力量如何对待？郭飞雄的态度非常明确：“对于真诚改革者，或者对于不反对人民主权的一般改革探索者，甚至对于放弃冥顽不化的打压、转而帮助推进民主的前维稳体系人员，给予正面的接纳和团结，不仅是胸怀和策略所系，更主要的是一种人道考题，它包藏着人性的善意和悲悯。
谦卑的姿态、开放的胸襟，同时也源于郭飞雄的策略考量，即源于官民实力对比的消长。从中长期角度看郭飞雄无疑是乐观的，他坚信中国必将发生历史性的政治变革，此乃大势，非人力可扭转。但对当下的判断，郭飞雄则非常审慎。他认为，专政体系如百足之虫，僵而未死。其社会基础纵然丧失多半，但一方面因为半任期制，具有任期理性。另一方面，持续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全社会众多阶层分享了好处，如果按其规划，三年内实行基本社保，又暂时化解了部分底层利益受损危机。所以，如果说近期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认同反对政治，是肯定不符合事实的。“大多数人对贪腐不满，不等于反对整个制度。”
也就因此，郭飞雄认为，中国的宪政转型不大可能采取两军对垒，一军崩溃的模式。专政体系实力还在，阵脚未乱。在体制尚未完成其历史性的必然分解之前，在民间尚未经过合法扩展养育实现组织资源的升级锤炼之际，民间的实力远远小于体制，不能将体制的偶尔容忍误以为是民间强大，更不宜将网络鼓噪当做实力的表现，事实上民间政治市场的语言供应已经通货膨胀，务实路线、操作路径则惊人的荒漠化，这样的民间成不了气候。民间必须从头调整，以稳健的波浪式推进、体制内外的混编洗牌合纵连横为基本战略。
中国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体制内外实力对比的悬殊，注定了民间力量必须具备大格局、大胸怀。必须善待一切的努力，海纳百川，而不能有丝毫的偏私和狭隘。坊间一直有改革改良革命之争，郭飞雄对此颇不以为然，断言：
“改良改革革命之争是康有为孙中山年代和1920年代旧话题，置诸今日属低学术性质。辛亥革命已充分证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对当今而言，只用一反证法便足以说明此义：自98以来，中国政治几乎极少改良，更多后退，因为极权主义明白：真诚的政治改良几乎无法遏制地通向根本变革。”
总之，作为民间，必须放弃那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意识，以充分的现实感和政治智慧，抓住一切可能，寻求最大限度的转型共识，建构最大限度的社会纵深动员机制，“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必然到来的转型的震荡和血腥，”在郭飞雄来说，这不仅是策略所需，更属于“基本的政治正确”。
告别盲目、偏执和好斗狂热
但是，对“体制内皈依宪政民主的力量”的善意，并不构成对体制内力量的任何依赖。恰恰相反，这依赖是郭飞雄最警惕的。他反复强调，作为独立的民间人士，不应将政体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改革派和改革家身上。事实上，仅仅依靠体制内改变，并不够，也是一种无力的表现。真正的变革，只能从官民、内外、上下的多元变量耦合中产生。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变革主体。
相应地，必须把公民社会作为推进变革的实力基础，作为地面行动的出发点，作为未来抗争和选举的主要空间。郭飞雄坚信，必将到来的历史变局，当然存在多种可能和多重逻辑，中国的未来有的是多种机会，来创造和平演变新模式。但无论是哪种模式，路，只能靠自己的脚踩出来。人民主权的崇高理想，经由公民社会的播种机落地生根，因体制内外合力催化而盛开宪政民主之花。这就是郭飞雄设想的转型路径。简洁、清晰并且可操作。
不过，作为公民社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郭飞雄并不神话人民、谄媚人民。他曾坦率地声称：“假定人民总是正确的，人民主权是不受限制的，被压迫的反对运动天然具有政治正确性，都是违背自然的。一个明智的民主运动，需要对所有重大的人性恶，都做出深刻的反思和预先的规制。”他进而断言：中国的转型难题，不单在于体制，更在内部政治整个的不文明：“官与官的内斗，官对民的内斗，以及极少数民间力量的内斗，所表现出的丛林野性、不择手段、无规则性，都潜存着巨大的、毁灭性的当量。”坚持彻底的人民主权，但同时对民粹保持警惕，拒绝民粹绑架。这就是郭飞雄，一个清醒的民主主义者，一个深刻体认了自由民主理念所包含的理性、人道、宽容、善意、妥协、互动等现代文明元素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告别了盲目、偏执和好斗狂热的民主主义者，总之是良知、勇气和智慧并美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者。
可惜，这样的人，不仅不为他的国家所珍重，反而成了他的国家的敌人，被追捕、被构陷、被囚禁，乃至遭受各种酷刑。但无论怎样迫害，在郭飞雄脸上，始终看不到丝毫的受害者印记，没有绝望，没有仇恨。他始终不改初衷，尤其不改温和的本性，不改宽阔的心胸。让人不能不为他强大的意志力感叹。谁说中国出不了曼德拉、出不了昂山素季、出不了甘地？我们民族并不是没有达到那样的精神高度，并不是出不了那样的英雄豪杰，只是过去淹没太深。但今天再不可能淹没了，今天你可以迫害他，却无法将他彻底锁喉。只要不能彻底锁喉，愈迫害恰恰愈可能放大他的声音，让更多的人聆听。从这角度讲，迫害又何尝不是对于真正的思想者的加冕？郭飞雄、许志永们的不幸，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幸运？
发表于 2014年4月13日
原载《亚洲周刊》2014年第28卷 15期